叶宁(周扬的命运（叶宁）)

左联的全称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联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阵营，成立这个文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民众支持共产党的思想，在宣传上与中国国民党做斗争。

左联的硬实力与后来的影响力笔者稍举几位名家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首先是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首批入联的艺术家包括郁达夫、茅盾、郭沫若（中国当代文学奠基者）、田汉（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义勇军进行曲的作词者）等等。

老舍篇我们提到的阳翰昇也是左联的重要人物，他是左翼电影的代表人物。左翼作家联盟后来还催生出了一大批新人作家，比如丁玲、萧军、萧红等等。

左联中的领导人物后来都成了1949年建国后宣传、文艺部门的重要领导人物，左联当年的一众风云人物中周扬是当仁不让的重要存在，旗帜人物是鲁迅，而周扬是党团的书记，也就是左联的领导人。

左联主要的敌对目标是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作家，两方互相笔战，将胡适等人的文艺主张、思想称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共产党支持下的左联以左自称，那么以胡适为首的民国政府知识分子则可以用右来称呼。左右思想路线上的斗争从这个时候开始便已剑拔弩张、如水火难容。

虽然对外有着一致的敌对目标，但对内左联也并不是完全融洽和谐，随着外部国民党的收缩、逼迫和内部的斗争左联仅仅存在了五年。其中最大的一场内部争论就是周扬同鲁迅派知识分子们的分歧。

以周扬、郭沫若为首提出“国防文学”和冯雪峰、胡风为首提出的“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产生分歧、争论。

这场论战并非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流派的争论，而是一场左联内部的朋党之争，胡风、冯雪峰等跟随鲁迅思想的作家不满周扬在左联内架空鲁迅主帅的地位，便与周扬等人笔战。谁在左联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这不单单只是文艺理论上的冲突，还是政治权力上的斗争。

左联1935年解散，周扬与冯雪峰、胡风的恩怨也在这一年埋下，这场争论鲁迅自己并未参与，但鲁迅不想让冯雪峰们受到党内的笔伐围攻，便写了《答徐懋庸》这一篇文章替冯雪峰解难，一年后的1936年鲁迅因病去世，这一事件暂且就按下了句号。

抗战时期周扬在延安将政治与文艺极端一体化，成为了领导人思想的鼓吹者、宣传者。周扬不是一般的文学家，他更希望自己官运亨通，但又不同于普通的官员，周扬还兼任着头号文艺批评家的名号。依靠能够编撰文字达到政治目的，周扬成了当时的红人。

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周扬作为党早期宣传、文艺工作的代表人物，建政初期就掌握了文、宣的实权。掌权后的周扬首当其冲对准的就是早年便与自己有着矛盾的胡风，胡风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更强调自由，他强调人的主观精神，而不是周扬强调的阶级和纪律。

胡风作为左联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年自然也是影响力十足，他众多培养的年轻作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舒芜。

舒芜紧跟胡风的文艺思想，在1945年发表了《论主观》，这篇文章阐释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思想。当时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党内文艺理论家的批评，周扬将其上纲上线，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思想不符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建政后周扬为了打击胡风，又想到了舒芜，重算旧账、文攻武吓中的舒芜交代了一百多封与胡风私下交流的信函，这些信函成了胡风反革命的直接证据。

胡风在事件爆发后第一时间反驳对自己的批判，他将这一系列问题归罪于周扬“自命代表党的棍子理论和棍子批评”，借助文字思想来批判上升至政治是文字狱的表现。

可惜不论胡风如何辩驳都已不能回光返照，根本原因就在于周扬的这一做法得到了上头的首肯和支持。1955年胡风被逮捕，这场事件牵连人数高达两千余人。

清除了胡风这个夙敌，周扬继续充当在文艺领域斗争的干将，当年左联时期开罪过自己的鲁迅派可不止一个胡风，冯雪峰、丁玲们同样也是自己的眼中钉。

鲁迅病逝前写的《答徐懋庸》替冯雪峰解了围，但二十年之后这个事情随着周扬的飞黄腾达出现了变化。

建政初期冯雪峰担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周扬为了彻底达到目的，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直接否定了鲁迅的《答徐懋庸》。逼迫当时已经被打成右派分子（有趣的是当年左联反对的也是右的胡适们）的冯雪峰承认是自己蒙骗鲁迅，就这样鲁迅白纸黑字的解难文章成了冯雪峰的罪状。

鲁迅的知己好友、革命战友冯雪峰早在1941年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被关押了六百多天之久，冯雪峰逃脱了国民党的大狱，在仅仅十余年后冯雪峰再度失去了自由，这次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冯雪峰再也没有机会重获自由。

（延安时期的周扬）

和冯雪峰差不多同时期一起被打成反革命的还有才女丁玲，冯雪峰和胡风如果说是左联时期周扬最痛恨的敌人，那么丁玲则是周扬在延安时期的死对头。

延安时期丁玲是国统区过来的最著名的作家，毛泽东以最高礼遇接待远赴延安的丁玲，还亲自作诗赠予。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拟，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毛泽东

随着时间的变化，大作家、大明星丁玲也成了延安同志中普通的一员，丁玲这一时期的写作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对革命队伍内部腐败问题的揭露上，这时期的作品是她一生中最出色的代表作品，但也成了当时丁玲备受自己人争议和指责的主要作品。

在文学领域，周扬的名气远不及丁玲，二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性格上，丁玲争强好胜看不惯周扬的领导文人作风，而周扬也看不上丁玲的气质。文学上不如丁玲但在权力领域，周扬则如鱼得水一般，尤其在在收集黑料这点上，可谓高手。

1933年同为左翼作家的丁玲被当局逮捕入狱，丁玲在狱警的劝说之下，写了一张“条子”，内容为：“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以为这能使她获得释放，但结果并没有。这张条子后来成为丁玲被迫害的直接“黑料”。

胡风建政初期受到了批判，老朋友丁玲在第一时间与其划清界限，发文写道：“胡风原来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装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混在我们里面，口称“朋友”。但这并没有让丁玲得到政治上的安全，丁玲早年被国民政府逮捕过的经历成了她的绊脚石，周扬组织撰文揭露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

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丁玲出卖无产阶级当然是无稽之谈，早在延安时期丁玲就被如此抹黑过，当时已经交代清白。但这时期的攻击数量远远要高过延安的时候，任何辩驳都是无力的，十个人说你是坏人或许可以反驳，但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百万人如何应对？

周扬用这种挖黑点、在文艺上挑毛病上升至政治高度的做法让他一举成为了红墙内的文艺沙皇，他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也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打败，甚至还走上了曾经自己最反对的胡适、胡风、冯雪峰们自由主义思想的道路。

（左：巴金 右：周扬）

（左起：茅盾、周扬、周恩来、毛泽东、郭沫若）

从打倒胡风到丁玲、冯雪峰，当时党内文艺界的气氛就是“反对周扬就是反对党”。

周扬整肃他们除了有个人的矛盾因素在，还在于是奉旨办事，周扬整倒的这批文艺家大多都是鲁迅思想的继承者、跟随者，用周扬自己晚年的话说：自己这一派主张“歌颂光明”，而丁玲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

可见文艺理论上的争论也是存在的，丁玲和周扬的文艺冲突直到今天还在延续之中，典型的就是网上针对莫言的事件，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朋友们更多的启发和参考。

“周扬这个人，长处是听党的话。”——毛泽东

60年代初，上面开始对周扬越来越不满意，认为周扬干的还不够狠，该搞的人还不够多。

周扬干掉夙敌胡风、丁玲、冯雪峰们，还忍痛处理了自己的老朋友。1965年，发动了对田汉、夏衍、阳翰笙的批判，这场批判对周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祥信号。

因为上世纪30年代，作为中央文委的四名领导——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曾被鲁迅一起嘲讽为“四条汉子”。

据周扬的老部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光年回忆，那次，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那时，周扬已经预感到快轮到他被整了。

果不其然，仅仅一年后的1966年文革爆发，这次运动造成了全国所有部门机关的混乱，宣传文艺工作口的周扬也难以幸免。

1966年中旬，新的文艺工作组成立，将周扬的称谓改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要求文艺界、各大学揭露撰写周扬的罪行。

揭露过程中一大批被周扬建政初期打倒的鲁迅派文人借机反攻，冯雪峰于1966年8月写材料《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

鲁迅的爱人许广平也于1966年在党报《红旗》上发表《不许周扬攻击污蔑鲁迅》。

继承且发扬光大周扬精神的是姚文元（所谓四人帮成员之一），单单同鲁迅派的恩怨怎么能搞倒搞臭周扬呢，姚文元加大力度撰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将批判周扬的运动推上高潮，姚文元将周扬扣上“文艺黑线的祖师爷”的帽子，全盘否定了建政后17年的文艺工作，也否定了30年代的左翼文艺和延安文艺的成果。

一夜之间，周扬成了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的代表，被扣上一大堆罪名，“批倒批臭周扬”的文章满布报刊。滑稽的是，周扬被打倒后和胡风、丁玲、冯雪峰们被列入同一个反革命集团。

66年年底所谓的文斗开始变为武斗，正在天津养病的周扬被揪回北京，后北京后的周扬每天要被挂上铁丝大牌子，参加大大小小的批斗会。

周扬的次子周迈曾目睹父亲在工人体育场被批斗的场景。他记录说：“父亲体力不支，趴倒在地。周围的人注视着我，我若无其事地跟着念语录，举手喊口号，这些我早已习以为常。临散会时两个年轻人把父亲提起从批斗台的一头拖到另一头示众，几次揪他的头发猛拉猛按，使他的头时仰时俯。这时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的未来遭遇是无法想像的，我哪能想到第一次看到病后的父亲，竟然是在一个野蛮、丑陋，没有人的尊严的大露天体育场里。”

“他最怕那些人对他几天几夜轮番审讯，几个百瓦大灯泡照在脸上不让睡觉，逼他承认是叛徒、特务。他说，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当叛徒？有时周扬困得睡着了，打手们就拧耳朵扯醒他，一次次的拉扯下，他的一半左耳被扯掉，残留的一半贴住耳孔长死了。”

周扬的妻子、孩子、其他亲属都被牵连，甚至一些从未和他见面或联系过的人，也受到冲击。

周扬的兄长周谷宜被关进监狱，死在里面，尸骨无存。周谷宜的妻子被戴上高帽在长沙游街一天。周扬的长子周艾若说，就连周扬早年夭折的儿子苏苏也被从小小的土坟中挖出来抛尸扬骨。

就这样夜以继日的批斗，周扬的身体越来越差，满足搞臭搞倒后最高指示将周扬投入了大牢。

1978年周扬重新出来工作，79年周扬主持召开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对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同志道歉。眼里闪烁着泪光的周扬获取了不少人的谅解。

重新出山的周扬一改往日的作风，连文艺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晚年的周扬认可了当年自己极力反对的自由倾向的文学精神。从三十年代的左联开始，到延安时期，再到建政后，三四十年周扬所坚守的文艺路线最终被自己否定了，转而支持当年胡适、胡风所推崇文艺路线的周扬。

1980年周扬一次在党校上提出过去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这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

周扬还指出个人崇拜则是“思想领域的异化”应当旗帜鲜明的反对。

会后有不少人不满周扬的观点，胡乔木（胡乔木早年也是左联的成员，四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建政后担任了新闻总署署长，到了八十年代胡乔木已手握大权）得知后对周扬说：“人道主义等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反华势力反华的理论武器。”

周扬不认可胡乔木的观点，同胡乔木争吵。

在随后的大会上，周扬被点名批评。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各地也纷纷组织批判会，声势猛烈，这次风波对周扬的打击更甚于文革的牢狱之灾。

周扬是左联时期胡乔木的领导，周扬在文学领域的权威之争中屡次大胜，将带有自由主义、人性色彩的文学理论打倒、批臭，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周扬晚年站在了真正符合人性文学的一边，但昔日的下属胡乔木已成为了当时最大的权力拥有者之一。

最终胡乔木将人道主义定性，认为这种观念是根本性质的错误观点。

失落的周扬此后远离了政治与文艺理论，在这件事不断刺激下而突然生病，从此被送进医院成了植物人，终年八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