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汽车帽子(想念“猪耳朵”帽)

文/山中岁月

古时候的帽字写作“冃”，显然是象形字。后来随着文字的演变，在“冃”的下面加上一个“目”以示头部，变成“冒”。后来又将冒字引申为“突出”“冒险”等义项，其本义则加上巾字旁，“帽”字才最终固定下来。汉乐府《陌上桑》“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意思是年轻人看见罗敷，禁不住脱帽重整头巾。在这幅风雅的画面里，帽子充当着一个多么雅致的元素。

对我们这些放牛娃儿来说，帽子只是“头衣”而已。

我能记起来最早的帽子，应该是冬天戴的“猪耳朵”帽。帽子由母亲一针一线“纯手工”缝制，帽名也很形象，是照着猪头的样子做成，有鼻子有眼，还长着两只八戒式的大耳朵，跑起来忽闪忽闪地翩动着。帽子的主材一般是蓝布和黑布，猪的五官就用红、绿、白线织出，色彩对比强烈，形象生动。两边的绊扣刚好扣在下巴上，稳稳当当，贴头又暖和，酷似飞行员的头盔。

脱了奶气后，有了羞耻感，就不再喜欢猪耳朵帽。母亲又会用旧衣服做成有帽沿的单帽，就是赵本山标配的那种。帽沿一般是用纸质材料作支撑，经几次洗涤过后就耷拉下来。因为疯玩儿，经常是把帽沿戴到侧面甚至后脑勺，于是小朋友们便喊“帽儿偏偏戴、天天有米卖”，以示取笑。因为一般的孩子随时都会注意帽子戴正没有，如果歪斜了要及时把帽沿调到正前方，只有特别玩皮的孩子才会“歪戴帽子斜穿衣”。这个阶段帽子已经显现出了最初的社会属性——个人形象的一部分。

到了初高中阶段，便知道赶时髦了。的确良解放帽几乎是所有少年追逐的目标，尽管颜色是纯绿的。正品军帽是一帽难求，一般人只能戴百货摊上的仿制军帽。我有一个在部队穿“四个包包”的哥哥，能很容易地获得正品军帽。戴上那泛白的军帽，大概是我今生最高光的时刻。

我在高中毕业当年就穿上了军装，即使是较小的四号服装，衣袖和裤腿也是长了一大截，那崭新的草绿色军帽戴上后硬是打着转转。经过1985年和1988年的两次换装，肩膀上扛的星星数量变成了关注的重点。所谓缺什么就吆喝什么，军帽成了标配，就显得不再重要。

十八年军营生活，还是有一件关于帽子的趣事，每每想起都会暗自发笑。1985年5月1日第一次换装，这是向军衔制的过渡。其中帽子由纯绿的解放帽，改成了大沿帽，帽墙一周是天蓝色的丝织带。大沿帽不容易选到完全适合头形的，它没有解放帽那样与头部接触面积大，稍不注意就掉在地上，常常闹得十分尴尬。我们的军校设在延庆县长城以北的一个大山沟里，几乎每餐都有包谷犒犒或者小米粥。排队舀取的时候难免出“事故”。康姓战友的头小而尖，戴上最小号的帽子都要在脑壳上晃荡，轮到他的时候，他一低头帽子直接掉到大盆里。另一个战友就在旁边配音：你TMD再着急，也没必要用帽子去舀啊！从此，这就成了战友间相互取乐的一个桥段。

一晃，不戴帽子都二十多年了。今年入冬，我的超短平头难敌寒风，嗖嗖的寒意直侵脑门，是时候戴帽子了。岁月不饶人，很俗的一个说法，却是实实在在的理由。于是买了顶颇为时尚的深蓝色长舌帽，戴上后果然见效了，已经是三九四九的时令，鼻子也通畅了，还把一片花白的头颅包裹得妥妥贴贴，小老头似乎比先前精神多了！

十多年前，一大家人到山头玩耍，我偶然捕捉到三个哥哥站成一排的镜头，画面里他们不约而同地戴着同款翻皮棉帽。我突然想到，他们小时候是不是也有戴着同款棉帽亲密地站在一起的情景？如果小时候有这样一张合影，与半个世纪后的这张合影放在一起，那会生出怎样的感叹？

帽子，多像亲情啊。我们初为人时，它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庇护；在我们血气方刚、元气满满的时候，却把它抛于脑后，觉得没有它，我们也能萧洒地游走天涯；而在我们渐入老年的时候，它又适时地站到了自己的岗位！

有帽在头，真好！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