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会在20世纪内迁移11次，省政府迁移次数更是数不胜数，直到1968年尘埃落定。

河北省会在1968年春由保定市调整到石家庄市，省级机关随之搬迁。

省直机关干部王德彰在此前的省会天津、保定都生活过，比较之下，他对“工人阶级队伍比较坚强”的石家庄非常满意，“切身感到这里比保定更有安全感，呼吸都舒畅”。

省城市建设局设计院的建筑师左家新另有一番感触。1954年，河北省计划将省会迁移到石家庄，他作为工作人员对这里的城建、路网进行过可行性研究，一年后计划暂停，没想到十多年后又会回到当初的轨道。很快，他就投入到新省会建设中去了。

河北省会在20世纪内迁移了11次，省政府迁移的次数更是数不胜数。这一切终于在1968年尘埃落定，石家庄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会，至今已经有51年没有发生变化。河北省内名城众多，清代省会保定、战国赵都邯郸、工业重镇唐山……个个享誉全国，省会最终落在年轻的石家庄，虽有机缘巧合，却也是大势所趋，其间因果耐人寻味。

省会是只慵懒的候鸟

“李伯相使节定于本月初二日移驻保定省城过冬矣，并云二十四日作书时天未大冷，河水亦尚未冰云。”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1874年12月12日），《申报》的津门信息版块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李伯相”是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个人动态能登上上海的报纸，与直隶省会的特殊建制有直接关系。

直隶在明代和清初称为“（北）直隶地方”，总督治所先后设在河间、真定。康熙八年（1669年）正式称省时，省会设在保定府。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直隶省也无法置身事外。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允许英、法、俄各国设立租界。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政府设立“三口通商大臣”，驻节天津，兼管辽东牛庄、山东登州两处通商口岸，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拥有“遇有要是，准其会同三省督抚府尹商同办理”的权力。

在有钱有兵才有权的晚清，“商同办理”形同具文。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民众烧毁望海楼法国教堂、杀死法国领事和教士，引发列强抗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无力招架，待到直隶总督曾国藩亲临天津处理，才将事态平息。事实证明三口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权，无统辖文武之权”的窘境。事后，清政府参照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的前例，将三口通商大臣交由直隶总督负责。

问题来了，三口通商大臣若不驻在口岸，显然难以处理涉外事务。但保定作为直隶总督驻地已经有二百年之久，且在洋务运动以来兴办了不少实业，作为一省中心也不可轻动。清政府对此自有办法，发布上谕要求直隶总督“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从此，直隶省会一分为二，历任总督都要视气候变迁，每年在天津和保定之间迁徙。无怪乎个人动态不但成为新闻，还要特别指出河水是否冰冻。

各国省会、州府不乏分开设置的例子。如马来西亚各州，既有州政府所在的首府，也有苏丹驻节的皇城，但像直隶省会这样实施候鸟式迁徙的极为罕见。没过几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就借口上谕所称“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不再回保定办公。

这一决策背后，是保定与天津之间城市地位的此消彼长。天津自开埠之后，逐渐成为华北经济中心，“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远胜闭塞的内陆城市保定。李鸿章时代，直隶总督署尚留在保定，天津的办公地点称之为“行馆”。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索性上奏朝廷，将总督衙门正式迁到了天津。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无论作为军事首长的直隶督军、督办，还是作为民事首长的直隶巡按使、省长，都长驻于天津。

1928年6月，完成北伐的国民政府将直隶省改称河北省。此后数年，省会驻地变化无常。先是因天津改为行政院直辖的特别市，河北省会计划迁回保定，结果遭到天津市民反对。执掌华北军务的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则认为“天津乃一商埠，偏处海隅，与列强租界毗连”，坚决反对天津继续做省会。折冲之下，河北省会没有留在天津，也没有迁回保定，反而变成了北平。

1930年中原大战，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占领平津，于10月间下令将河北省会迁回了天津。到了1936年6月，为因应前一年“华北事变”带来的国民政府中央军南撤，保定终于再度成为了河北省会，西北军将领冯治安担任省主席。

此时的保定早已衰落。其首县清苑的县志中哀叹：“昔日大都会遂为寻常县治矣，政变以来，省属移津，布、按各署一切罢废，仅保定道尹旋亦废之，仅留县署及公安局，几与外县等夷，或尚不及繁盛一镇。商贾亦因之凋敝。”保定城关居民在民国初年仅有4万余人，到再度成为省会时也只有8万余人。

一群西方人聚集在保定府火车站站牌下，拍摄时间在1915年到1920年之间。

省政府在省外流浪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在1934年讨论河北省会驻地时，认为虽然北平是文化古都，天津商业发达，但是比起保定位居全省中心、交通便利的优势，仍然有所不逮，因此决定将河北省会迁回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初的判断成了先见之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保定设立行营，使保定在省会地位之上，又多了一重华北抗战军事中枢的身份。

好景不长，1937年9月24日，防守保定的中国军队第2师、第47师撤离，河北省会落入日本军队之手。在此之前，河北省政府已经随着省主席冯治安的队伍撤走。此后八年间，河北省先后五任省主席都由军人兼任，且都出自冯玉祥国民军系统，他们或回到河北省内游击，或者在河北省外抗战，而省政府也随着他们在省内外流浪。省会保定成了一个遥远的符号。

1938年6月，冯治安将省主席交卸给了老上级鹿钟麟，后者同时兼任河北游击总司令，担负着开辟敌后游击区的重任。鹿钟麟在湖北武汉搭起军政班子，到河南洛阳接收了冯治安省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及运出省外的1000万元河北省银行纸币，以此为基础开始征程。

鹿钟麟率领省政府从洛阳出发北渡黄河，绕过晋城、长治、辽县，向东翻越太行山进入华北平原，又趁夜潜过平汉铁路，在1938年9月抵达河北南宫，在北杜村开府办公。一时间，南宫成为河北敌后的中心，不仅得到八路军的支持，连另一位在敌后坚持的国府大员、山东省主席沈鸿烈也曾赶到南宫开会，共商敌后抗日事宜。

团结维持的时间不长，鹿钟麟与民政厅长张荫梧、冀南行政公署主任杨秀峰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三方不仅各自办理学校，招收学员培养干部，还分别向各县派遣县长，加上伪政权的官员，冀南地区出现了一个县有4个县长的奇观。

日军也不会放任鹿钟麟的省政府在河北坐大，连续发动扫荡予以打击。鹿钟麟虽然有“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名头，但却没有多少能切实掌握的兵力。日军围剿之初，鹿钟麟尚能在南宫、冀县一带周旋，后来只能向西撤退，经过22天艰苦跋涉，又回到了太行山区。途中大小官员纷纷离队，最后整个省政府只剩下一个秘书梁霭然，立即被鹿钟麟提升为主任秘书。

随着国共摩擦日益白热化，国民党军敌后部队陆续被挤出河北，鹿钟麟也只能离开太行山返回洛阳，将省主席和省政府交给了庞炳勋接管。后者身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在河南林县、山西涉县与河北磁县之间的山区打游击。

据省政府秘书长胡梦华回忆，当时国民党军在河北省仍有实力，“占领7区正定县、8区冀县、9区吴桥等几个零落的村庄及濮阳等几个县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相当衰微，“张荩臣、邵鸿基、张国基、丁树本4个行政专员都只带领有限的保安部队，东奔西窜，朝不保夕”。因此他向庞炳勋建议，“如果现在省府就随军行动，帮不了你的忙，反而增加你的累赘”，不如将省政府留在洛阳。庞炳勋欣然同意，直到他于1943年5月兵败被俘。

此后，接任庞炳勋第40军军长一职的马法五，也代理了他的河北省主席职务。河北省政府仍然留在洛阳，一直延续到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占许昌，威胁洛阳，河北省政府迁往陕西西安，继而疏散到眉县。

1945年7月，继任省主席孙连仲在眉县就任。一个月后，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河北省政府先回到西安，又抵达郑州，但最终没能顺利衣锦还乡，国共冲突的白热化打破了他们的希望。1945年10月，准备接收河北的国民党军在邯郸被八路军击败，前代理省主席马法五率部起义。

集中在新乡的河北省政府人员无法通过陆路回省，只能等待飞机陆续空运北平，在城内铁狮子坟临时办公。直到1946年7月，河北省政府才再度在保定挂牌，结束了在省会外长达9年的流浪时光。但仅仅15个月后，随着国共战争局势的变化，河北省政府再度离开省会，转移到北平，最终跟随傅作义将军一道接受了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工业与历史的抉择

1947年11月，解放军华北军区野战军攻占石家庄，总司令朱德称赞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并称此战“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

1948年9月，解放军占领保定之后，人民日报社论称赞“收复华北一大名城……不独人民的石家庄更加安如磐石，保定亦永远为人民所有的”。由此可见，保定与石家庄在当时便有相提并论的资格，石家庄的特点是“大城市”，保定则只是“大名城”而已。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省会是一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选择什么样的城市作为省会，与一个省如何定位未来发展方向直接相关。1950年代，河北省委就认为拥有10万人口的保定“建设工业的条件缺乏，将来很少可能成为工业城市”，“省会设于保定，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从1952年起，接连请示华北局，希望将省会迁移到有27万人口的“典型近代工业化城市”石家庄，充分体现了河北省委对自身的期盼。

1954年，中央批准河北省会调整到石家庄，省内立即启动了新省会的建设规划。但一年后的1955年8月，中央因为经济困难，提出“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的指示，营建新省会和搬迁省级机关也在其中，河北省会在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搬迁企图至此告终。

但是，河北省对工业省会的追求不但没有结束，甚至更上一层楼。1952年，察哈尔省撤销，省会张家口划归河北省。1955年，热河省撤销，省会承德划归河北省。但这两座省会地处边陲，论经济发展还不如保定，自然不是河北省迁移省会的目标。这一波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却启迪了河北省。

1956年4月，河北省委向中央提交《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的报告》，将目光瞄向比石家庄更大的工业城市天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河北省委的努力下，1958年2月，全国人大同意将天津市由直辖市改为河北省辖市，4月河北省人大就通过了将省会迁往天津的决议。各种工程随之展开，左家新回忆道：“我院是工程的先行者，马不停蹄地到津后即接受了省会会堂、会议楼、宾馆等多项工程建设项目。”

河北省会设在天津9年，终于在1966年发生变化，天津再度成为直辖市，河北省会调整回保定。但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省各机关能够回到保定办公，全看自身实力。省委、省人委进驻了保定市区，其他单位则星散于保定周边，河北省档案局原局长冯世斌举例“如省卫生厅，驻涿县；省粮食厅，驻望都县；省教育厅，驻定兴县；省林业局，驻易县。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只好分散几个县办公”，省机械工业厅直接去了石家庄，省基本建设局无处可去，索性留在了天津继续办公。

这样的局面显然难以维持，终于有了1968年再次将省会迁往石家庄之举。虽然此后省会再无变化，但仍有未成的波折。1972年，河北忽然动起了念头，要求将省会再度搬回保定，最终因周恩来批示“省会不要再搬”而告罢，成为20世纪河北省会漂流记的最后一幕。